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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16
荆州,这座承载着数千年历史的古老城市,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辉。它有着深厚且悠远的历史,文化底蕴更是如同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之中。
荆州,作为古代九州之一,自古以来便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理位置。北起湖北省南漳县一带的荆山,南到湖南省南岳衡山以南的广袤区域,大致涵盖了如今的湖北和湖南两省,其范围之广,彰显出它在古时的宏大格局。在历史的演进中,荆州先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在此立都长达 400 多年,成为当时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的核心所在,是当之无愧的南方第一大都会。此后,历经多个朝代的更迭变迁,荆州始终是重要的地域,长期作为州、郡(府)、县的治所和诸侯王封国的首府,先后有 6 个朝代的 34 个帝王在此建都,累计时长达 1700 多年,在全国十大古都中名列前茅。
正是这样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得荆州成为了一方孕育名人的文化摇篮。这里人杰地灵,山川灵秀之气仿佛都汇聚于斯,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物。从古至今,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众多在政治、军事、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大放异彩的名人,他们犹如繁星点点,照亮了历史的天空,他们的故事和成就也成为了荆州这座城市最为宝贵的财富,为后人所传颂、所铭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荆州古代名人的世界,去探寻他们波澜壮阔的人生轨迹和不朽的历史功绩。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出生于湖广荆州卫江陵县(今湖北省荆州市),是明朝杰出的政治家与改革家,更是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居正自幼便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聪颖,五岁入学,十岁熟读经书,在荆州当地已小有名气。十二岁考取秀才时,被荆州知府李士翱更名为 “居正”,并寄予厚望。嘉靖十六年,他参加武昌乡试,其才华受到主考官湖广巡抚顾东桥的高度赞赏,顾东桥甚至赠予他腰带与钱财,还预言他日后定能身佩玉带,不过出于磨炼他的目的,故意让其落榜。嘉靖二十年,十六岁的张居正再次赴试,成功中举。嘉靖二十六年,他凭借优异成绩考中二甲进士,入选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初入官场的张居正,心怀壮志,对朝政有着诸多思考与见解。他在见习闲职期间,勤奋攻读历朝典章制度,两年后被提拔为翰林院编修。彼时,虽严嵩专权,但张居正与其保持距离,还撰写了《论时政疏》,率先提出抑制宗藩、整顿财政、整肃吏治、修缮边备等政治改革主张,可惜并未引起嘉靖皇帝重视。此后,张居正经历了仕途的起起伏伏,或因恩师徐阶受排挤,或因自身官场失意等原因,曾告病请假还乡,蛰居乡里,修身养性、闭门读书,不过也不忘倡导农事耕作,在家乡留下诸多利民之举。
直到隆庆元年,张居正迎来了仕途的重要转折,先后担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等要职。隆庆六年,神宗继位,张居正升任首辅,成为朝廷的核心人物,自此开启了影响深远的 “万历新政”。
面对明朝当时政治腐败、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等诸多棘手问题,张居正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
在政治方面,他实行考成法,这堪称是一项极具开创性的官员考核制度。具体而言,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由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通过内阁控制六科,以六科控制六部,最终让内阁成为了改革的中枢,从而把控从朝廷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有效改变了以往仅仅主要靠吏部来运作官员考评的局面,也为后续改革扫除了诸多障碍。并且,张居正秉持 “信赏罚”“持法严” 的原则,赏罚分明,绝不姑息迁就官员的过错。
经济领域,张居正推行 “一条鞭法” 改革赋税制度,这一举措有着重大意义。其内容包括以州县为基础,将所有赋税,像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并为一条”,汇总为一项收入;徭役征派方面,取消里甲之役,将应征的全部门银,同丁银合并一起;赋、役之中,除国家必需的米麦丝绢仍交实物和丁银的一部分仍归人丁承担外,其余 “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官府用役,则一律 “官为佥募”,雇人从役。“一条鞭法” 简化了税收征收程序,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同时也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此外,他还鼓励农业生产,提倡屯田制度,让农民开垦荒地,并且重视商业发展,推动了经济走向繁荣。
军事上,张居正重视边防建设,深知边防稳固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他慧眼识才,将李成梁、戚继光等有才能的将领派往东北、西北,镇守重要边防,并且在长城上加修 “敌台” 三千多座,还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这些举措既增强了军队战斗力,又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稳定与民族间的友好交流。
在文化教育方面,张居正同样不遗余力。他大力支持教育事业,积极提倡科举制度的改革,力求选拔出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同时,他倡导儒家思想的传播与发扬,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发展。
张居正的改革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一条鞭法” 更是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赋役制度演变中有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让明朝的国力得到了极大提升,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
然而,改革往往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张居正也未能幸免。他的改革遭到了诸多反对派的攻击与诋毁,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享年五十八岁。他去世后,万历新政由于失去了核心推动者,未能完全延续下去,诸多改革措施被撤销,明朝的财政状况再度恶化,国家局势也逐渐走向下坡路。而且,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经尊敬感恩的老师,却因一些诸如收受官员贿赂等事情的暴露,遭到了万历皇帝的清算。张居正的六个儿子中,大儿子自杀,二、三子被充军,四子被贬为平民,五子死于起义,最小的儿子虽幸存,但也选择隐居,张家就此衰落,令人唏嘘不已。
但无论如何,张居正的政治智慧以及改革精神,始终被后世所传颂,其历史功绩不会因身后的遭遇而被磨灭,依然在历史的舞台上熠熠生辉,为后世的政治家、改革家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成为人们研究明朝历史乃至中国古代改革史时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
伍子胥,名员,字子胥,芈姓,伍氏,春秋末期吴国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本是楚国贵族出身,封地为申,也称申胥,其家族在楚国有着颇高的地位和深厚的渊源。他的曾祖父伍参曾助力楚庄王赢得晋楚邲之战,祖父伍举以鸟喻人劝谏楚庄王,留下了 “一鸣惊人” 的典故,父亲伍奢担任太傅(太子师),哥哥伍尚为棠邑(今江苏南京六合)大夫,伍子胥本人更是自幼聪慧过人、胸怀大志,本应在楚国有着光明的前途。
但命运的转折总是突如其来,楚平王时期,楚国宫廷陷入了一场因权力和私欲交织引发的风波之中。太子建的少傅费无极为人奸佞,对太子建不忠,他在前往秦国为太子建迎亲时,见秦国女子美貌,便向楚平王进谗言,建议楚平王霸占儿媳,为太子建另娶别国女子。事成后,费无极害怕太子建日后即位报复自己,便诋毁太子建,称其因秦国女子一事怨恨父王,还勾结敌国准备造反。楚平王听信谗言,先是囚禁了仗义执言怒斥费无极离间行径的太傅伍奢,而后竟认为伍奢的两个儿子伍尚、伍员有才能,恐成楚国祸患,便以伍奢为人质,派人召来两兄弟。伍尚为尽孝,选择束手就擒,最终和伍奢一同惨遭杀害。伍子胥则悲愤交加,凭借着过人的勇气和武力,逼退楚国使者,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流亡之路,并发誓定要借兵报仇,覆灭楚国。
伍子胥辗转流亡,历经艰难险阻,先到宋国投奔太子建,恰逢宋国发生华氏之乱,政局动荡不安,二人只好转投郑国。可太子建又和晋顷公勾结,妄图成为晋国攻打郑国的内应,事情败露后被郑定公、子产诛杀。伍子胥无奈之下,只好带上太子建的儿子熊胜继续逃往吴国。途中经过吴楚边境的昭关(今安徽含山北)时,楚国守将派兵捉拿,伍子胥和熊胜弃车徒步奔逃,被追兵追到江边,幸得一位渔父好心搭救,伍子胥以佩剑答谢,渔父却拒而不受,还告知伍子胥楚国悬赏捉拿他的情况,足见渔父的高义。此后伍子胥在前往吴国都城的路途中,又因心力交瘁病倒,甚至一度沦为乞丐,不过好在最终见到了担任将军的公子光(阖闾),并通过阖闾引荐,见到了吴王僚(州于)。
伍子胥深知公子光有野心,想要杀吴王僚自立为王,却不点破,而是把专诸推荐给公子光,自己则暂时归隐田野,等待时机。公元前 516 年,楚平王去世,楚昭王即位,吴王僚趁楚国治丧,派两位吴国公子带兵伐楚,结果吴军被楚军截断退路,无法归国。公元前 515 年,阖闾自立为王,任命伍子胥为吴国的行人(主管外交的要职),专门负责规划伐楚事宜。这时,同样因祖父无辜受戮而流亡的楚国贵族伯嚭也来投奔吴王阖闾,被任命为大夫。
此后,伍子胥协同阖闾、孙武等人积极筹备伐楚计划。公元前 512 年,阖闾、伍子胥、伯嚭以及孙武率军伐楚,攻占舒县。公元前 509 年,伍子胥亲自率军打败楚国将领囊瓦的进攻,并再次夺回居巢。公元前 506 年,伍子胥与孙武一致认为时机成熟,建议阖闾带领唐、蔡两国发动对楚决战,阖闾采纳建议,率联军与楚军在汉水两岸(一说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对峙,随后吴军发动五次战争,势如破竹,直抵郢都城下,楚昭王弃城逃到随国避难,吴军攻入郢都,伍子胥终于实现了复仇的心愿,他率众对楚人进行了报复性的烧杀掳掠,还掘开楚平王的坟墓,鞭尸三百下,以泄心头之恨。
吴王阖闾去世后,夫差继位,伍子胥继续忠心耿耿地辅佐夫差。起初,夫差还能铭记杀父之仇,在伍子胥等大臣的辅佐下,吴国国力依然强盛。但后来在对待越国的问题上,伍子胥与夫差产生了严重分歧。越王勾践兵败后,派人贿赂吴国太宰伯嚭,向吴国求和,伍子胥深知勾践的野心,极力劝谏夫差杀掉勾践,以绝后患,认为越国是吴国的心腹大患,应先解决越国再图其他。然而夫差被勾践的表面臣服所迷惑,又听信伯嚭的谗言,不仅没有采纳伍子胥的建议,反而准备与越国议和,还将勾践扣押在吴国三年后就放其回国。此后,伍子胥多次苦劝夫差,提醒他要防备越国,越国正在暗中积蓄力量,伺机报复,可夫差一心想要北上争霸中原,对伍子胥的忠言越来越反感,认为伍子胥过于多虑,甚至觉得伍子胥是在扰乱军心、挑战他的权威。
公元前 484 年,夫差准备举兵讨伐齐国,伍子胥又极力劝阻,指出越国才是真正的威胁,此时劳师远征,恐怕越国会趁机攻打吴国,但夫差不听,还在齐鲁之战得胜后,越发觉得伍子胥不中用,对其愈加边缘化。后来,伍子胥在出使齐国返回后,因预见吴国将被越国所灭,绝望之下把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牧,伯嚭趁机向夫差进谗言说伍子胥有谋反之心,夫差大怒,派人赐给伍子胥一把宝剑,令其自尽。伍子胥悲愤交加,接过宝剑,对家人和门客说道:“我死以后,请你们挖下我的眼睛,挂在吴都的东门外,我要亲眼看着越军开进城门。” 说完,拔剑自刎,结束了自己波澜壮阔却又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
伍子胥死后,其预言果然应验,勾践卧薪尝胆,经过多年准备,最终率兵两次伐吴,大败吴军,吴王夫差被逼自尽,吴国走向灭亡。伍子胥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经历不仅见诸《左传》《史记》等史书,更广泛流传于民间,成为江浙地区民俗、信仰的一部分,被江浙百姓奉为 “潮神”,受到后人的纪念与追思,他的故事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忠义与悲剧交织的经典篇章,时刻警醒着后人。
屈原,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约公元前 340 年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省宜昌市),是战国时期楚国的贵族后裔,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他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心怀兴国大计,立志为楚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
早年,屈原深受楚怀王的信任,担任左徒、三闾大夫之职,兼管内政外交大事。他凭借着自己的学识与才能,积极参与国家事务的商议,制定政令,接待各国使节,处理外交事宜,致力于推行 “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在他的努力下,楚国的国力一度有所增强。
然而,屈原的正直与才华却招来了他人的嫉妒与排挤。上官大夫与屈原职位相同,为了争得怀王的宠信,他觊觎屈原所起草的国家法令,在屈原未完成修定之时,欲将其夺为己有,遭到屈原拒绝后,便向楚怀王进谗言说屈原的坏话,称屈原每颁布一条法令,就自夸其功。楚怀王听信了这些谗言,从此对屈原心生嫌隙,逐渐疏远了他,还削去了他的左徒职务,屈原也因此被贬为三闾大夫,负责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的事务、节日以及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管理、教育,不再参与国事。
遭此打击后,屈原悲愤交加,心中满是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以及对楚怀王听信谗言的痛心,于是将这些情感融入到了文学创作之中,开始撰写诸多不朽诗篇,其代表作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离骚》作为我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便是屈原在这样的心境下创作出来的,诗中饱含着他对楚国的热爱、对理想的不懈追求以及九死不悔的精神,抒发了他因诚心为国却被君王怀疑、忠心事主却遭小人诽谤的悲愤之情。
此后,屈原又因坚持联齐抗秦,多次直谏楚怀王,这使得楚怀王对他愈发疏远,最终将他流放至汉北地区。在流放期间,屈原依然心系楚国,时刻关注着国家局势的变化,同时也继续进行文学创作,用文字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
公元前 278 年,秦将白起一举攻破楚国首都郢都,这一噩耗传来,忧国忧民的屈原深感绝望,他怀着满腔的哀怨之情,自沉于长沙附近的汨罗江,以身殉楚国,端午节据说便是为了纪念他而设立的。
屈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更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 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他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造出了 “楚辞” 这一独特的文体,其作品运用奇异的想象、大胆的夸张,以及比喻、象征等手法,开拓了浪漫文学作品的写法,同时继承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开创了 “香草美人” 的传统,被誉为 “楚辞之祖”。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成为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与《诗经》并称 “风骚” 二体,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后世诸如陶潜、李白、苏轼、李贺等诸多作家,都深受其浪漫主义精神的影响。
戎昱(约 744 年 —800 年),是唐代的一位杰出诗人,为荆州(今湖北江陵)人,郡望扶风(今属陕西)。他年少时便踏上了求取功名之路,然而起初并不顺遂,考进士落第后,他索性纵情游览天下名城,在饱览大好河山的同时,也开阔了自己的眼界与心境。
尽管早年经历了科举的失意,但戎昱并未放弃,后来终于得中进士。他的一生宦游各地,有着颇为丰富的经历。大历二年(767 年)秋,他回到故乡,在荆南节度使卫伯玉幕府中任从事,此后又流寓湖南,先后担任潭州刺史崔瓘、桂州刺史李昌巙的幕僚。建中三年(782 年),他来到长安,出任侍御史,可翌年便被贬为辰州刺史,之后又任虔州刺史,晚年在湖南零陵任职,最终流寓桂州而终。
戎昱所处的时代为中唐前期,当时社会矛盾逐渐凸显,而他便是那个时期比较注重反映现实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创作题材广泛,其中写边塞戎旅和秋思送别的诗数量颇多,并且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
例如他的代表作《塞下曲》6 首,生动地描写了边塞军人的生活,展现出了戍边将士们艰苦却又充满豪情的戍旅生活。像 “汉将归来虏塞空,旌旗初下玉关东。高蹄战马三千匹,落日平原秋草中” 这样的诗句,描绘出了汉军凯旋时的壮阔场面,彰显出了将士们保家卫国后的豪迈气概,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辽阔的边疆战场之上,感受到了那份独特的军旅氛围。
还有《苦哉行》5 首,创作于安史之乱刚刚平定之时,当时戎昱从滑州、洛阳西行,目睹了唐朝借以平定内乱的回纥军队乘机掳掠妇女、抢劫民财、杀人放火等种种恶行,对此他极为愤慨,便以沉痛的笔调,通过诗歌诉说了人民在战乱中的痛苦遭遇,反映了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沉重灾难,体现出了他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关注。
此外,他的《咏史》《塞上曲》等诗作,则抨击了那些玩弄权术的贵族和苟且偷安的朝臣,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以及对正义的坚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戎昱的诗歌艺术风格以沉郁为主,同时兼有雄放、哀婉、清新的特色,语言清丽婉朴,铺陈描写的手法较为多样,在意境上大多写得悲气纵横,诗中常有 “愁”“泪”“哭”“啼”“悲”“涕” 等字,颇为感人,能够真挚且深刻地表达出诗人的情感与思想。也正因如此,他被赞誉为 “戎昱之于杜甫,尤其著者”,其作品传承了杜甫 “诗史” 的遗韵,为后世了解中唐时期的社会风貌、人民生活以及时代精神等诸多方面,都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在唐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伍子胥不仅是一位有着坚定复仇信念的人物,在军事谋略方面更是有着非凡的才能,堪称吴国军事的关键智囊,对吴国的崛起与称霸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伍子胥初到吴国时,吴王阖闾虽心怀大志,想要让吴国强大起来并争霸天下,但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上还缺乏清晰且有效的规划。伍子胥深知阖闾的心思,也明白吴国若要与强大的楚国抗衡,必须全方位提升国力、强化军事力量。于是,他向阖闾提出了 “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 这一极具前瞻性的建议,阖闾欣然采纳,依此兴筑了阖闾大城(也就是如今的苏州城),同时大兴水利建设,发展农桑经济,为吴国的军事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军事人才的举荐上,伍子胥更是有着独到的眼光和深远的影响。他深知若要实现伐楚复仇以及让吴国称霸的目标,仅凭自己的力量远远不够,还需要优秀的军事将领来共同谋划指挥作战。伍子胥一共向阖闾推荐了七次孙武,起初吴王阖闾并不在意,可伍子胥坚持不懈,瞧准机会反复推荐,最终感动了阖闾,答应与孙武会面。而孙武的加入,无疑为吴国的军事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他所著的《孙子兵法》蕴含着诸多精妙的军事谋略与战术思想,在后来的诸多战役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伍子胥还积极参与到吴国的军事作战计划之中,协同阖闾、孙武等人筹备伐楚事宜。公元前 512 年,阖闾、伍子胥、伯嚭以及孙武率军伐楚,成功攻占舒县,这一战不仅打击了楚国的势力,也让吴国军队积累了作战经验、增强了信心。公元前 509 年,伍子胥亲自率军打败楚国将领囊瓦的进攻,并再次夺回居巢,进一步削弱了楚国的军事力量,让楚国感受到了来自吴国的强大威胁。
公元前 506 年,是伍子胥军事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年,也是吴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伍子胥与孙武一致认为伐楚的时机已然成熟,建议阖闾带领唐、蔡两国发动对楚决战,这一联合策略堪称精妙。唐、蔡两国位于楚国北部侧背,战略地位重要,与吴国结盟后,吴军可以从州来、居巢、钟离等要地秘密出兵,绕过大别山脉,由淮水经蔡入楚,避开楚国重兵把守的正面,进行战略大迂回,对楚国实施出其不意的打击。阖闾采纳了这一建议,率联军与楚军在汉水两岸(一说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对峙,随后吴军发动五次战争,势如破竹,直抵郢都城下,楚昭王弃城逃到随国避难,吴军攻入郢都,伍子胥终于实现了复仇的心愿。
在这场柏举之战中,伍子胥的军事谋略展现得淋漓尽致。战争伊始,吴军遵循 “出其不意,攻其无备” 的作战指导思想,“以迂为直”,实施大规模的战略迂回。他们乘坐战船,溯淮水西进,而后舍舟登陆,在阖闾的直接指挥下,吴军继续沿淮水西进,以劲卒 3500 人为前锋,并得到唐、蔡两国军队的配合导引,迅捷神速地通过楚国北部的大隧、直辕、冥阨三个险要关隘,穿插挺进到汉水的东岸,从而占有了战略上的主动先机之利,为柏举决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面对楚军的防御与反击,伍子胥等人又灵活应对,采取后退疲敌、寻机决战等战术,最终大败楚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吴王阖闾去世后,夫差继位,伍子胥继续忠心耿耿地辅佐夫差。在对待越国的问题上,尽管伍子胥与夫差产生了严重分歧,但他依旧从军事战略的角度多次苦劝夫差,提醒他越国才是吴国真正的心腹大患,应先解决越国再图其他,可惜夫差未能听从他的建议。不过,伍子胥的军事才能与对吴国军事建设所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他的诸多策略和行动让吴国在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中一度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成为诸侯一霸,他卓越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也被后世所铭记,为中国古代军事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